脚踏实地

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死亡是一个被避讳的词。人们不愿谈论，仿佛不提就能避开。我也能理解，毕竟谁都想听长命百岁、寿比南山这样的吉祥话。 但我认为死亡并非生命的对立面，它是生命必然的、庄重的尾声。承认它，理解它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为了我们的生活。

我曾深信，我与死亡之间隔着安全的距离，直到它三次叩门。

我第一次真切地接触死亡这件事，是在高二。

在高二课堂上被叫出教室，去参加一位“姥姥”的葬礼。 虽然同在一个村，但我的记忆中几乎搜寻不到一丝温情的证据。车上，我努力拼凑关于她的画面，内心却是一片空洞的礼貌性肃穆。

葬礼成了情感的展览馆。亲人们捶胸顿足，哭声具有传染的韵律。我的表姐，因与姥姥朝夕相处，哭到几乎晕厥，拒绝进食。 而我，像混入哀乐中的杂音。我跪下，磕头。周围的哭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，香烛的味道很呛人。 我想挤出一丝难过，但心里只有一片茫然的空白。表姐哭得快要昏过去，我袖子上别的孝布不知怎么歪了，也忘了去扶正。 我为自己流不出的眼泪感到一丝窘迫，那窘迫并非源于悲伤，而是源于在集体情绪中无法合群的疏离。

那一刻，我像个局外的观察者。死亡首先是一场社会仪式。你的哀伤需要被看见、被认证，而我因缺乏情感的资本，被排除在共鸣之外。 离开时，我袖子上别着的孝布歪了，像一场拙劣演出的破绽。

第二次是爷爷去世。

爷爷去世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工作。电话里母亲用哽咽的声音说“爷爷没了，回来吧”。这几个字，像一块冰滑进胃里。

我与爷爷感情深厚。他是我恒久的背景音，是旧故事永不疲倦的讲述者。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。 直到我看见家。熟悉的厅堂变成了陌生的白色灵堂。他的遗像挂在正中，笑容被框在冰冷的黑白里。 所有家具都被挪动了位置，为死亡腾出舞台。我一路构筑的心理防线，在目睹这个被死亡彻底改造的空间时，瞬间溃塌。 我张着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眼泪不停地流，流到嘴里是咸的，流到脖子里是凉的，眼前香火的光晕开成一团模糊的黄。

我知道，那个总会等我回来、坐在老地方的人，这次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

站在他的坟前，我突然理解了墓碑的意义。它不是给逝者的，是给生者的。 给无处安放的对话，一个单向投递的地址。给再也无处寄托的思念，一个可以凝视的坐标。泥土之下与泥土之上，是两个永不相交的世界。

第三次，是大爷爷。

我爷爷的哥哥，我其实不太熟，小时候见过，后来很多年都没怎么来往。

就这两年，因工作地点变故，就开始每月去他那坐坐。老人家跟闺女住，每次我去，他都挺高兴。我们每次都聊很多，我一坐就是一下午。 上个月去，他精神看着还行。结果，突然就心衰住院了。从住院到走，也就半个月的时间。

我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，赶回来时，后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。 站在他空荡荡的屋里，心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不像是撕心裂肺的难过，更像是……每个月都会去的一个地方，那扇门突然永远锁上了。 那次我没哭。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到那个周末的下午，我总会愣一会儿神，心里空了一小块，风能直接穿过去。

人不是慢慢变老才会走的，人是说没就没的。那些“下次再说”、“以后再看”，可能再也没有下次了。

死亡，就这样用它自己的方式，给我上了三堂课。 一堂关于表演，一堂关于失去，最后一堂，关于来不及。

至此，该讨论“该如何活着”时，我好像给不出一个漂亮的答案了。 我明白了，有些人走了，你的伤心可以哭出来；有些人走了，你的失落是说不出来的，只觉得心里有个地方，突然就静了。

死亡没有教会我什么大道理，它只是用三次沉默，把我往前推了推。 爷爷和大爷爷他们，就是用最普通的方式，教了我最后一课，人活一场，留不下多少东西。 能在那么一两个人心里，成为一个想起来就觉着踏实、温暖的名字，就算没白来。

如今，我依然会为工作烦恼，为生活奔波。只是有时，当我奶奶又开始讲他讲了一百遍的年轻往事，我会停下刷手机的手，嗯一声，看着他。 我知道，这一刻的耐心，才是对那三次沉默，最好的回答。